这部宪法草案的正确性，是在于它关于在我国建设社会主义社会的规定，不是依靠空洞的幻想，而是根据事实和按照切实的适当的可靠的道路。
郑贤君、韩冬冬的《论宪法上的劳动权》。[18]林来梵：《从宪法规范到规范宪法》，法律出版社2001年版，第217页。
[15]参见邓先宏、傅军胜、毛立言：《对劳动和劳动价值理论几个问题的思考》，载《经济研究》2002年第5期。如果私营企业家既善于管理，又掌握技术，他们的劳动就成为劳动的重要形式，在生产中起着更大的作用，他们的劳动应该得到社会的承认和尊重。劳动权的权利客体即劳动具有职业从属性特点，但是，劳动法学者把宪法和劳动法作为劳动权的共同法规范依据，却没有意识到，作为宪法权利的劳动权与作为劳动法权利的劳动权，两者是否是同一个概念？我国宪法规定劳动权的主体是公民，而劳动法所规定的劳动权主体却是劳动者，对于这样的不同规定应当做何解读？劳动法第3条的规定可以界定劳动法层面的劳动权的内容范围，是否可以同样以之界定宪法层面的劳动权的内容范围？职业从属性是劳动法层面的劳动所具有的特点，宪法层面的劳动是否也具有这样的特点呢？ 其次，与劳动法学者不同，宪法学者在阐述劳动权概念的时候，虽然力图站在宪法的立场上揭示劳动权的宪法属性，但是却又总是跳不出劳动法的思维范式，因此没有发展出宪法劳动权的概念。例如，在新闻传媒方面，《中华人民共和国出版管理条例》第11条规定：设立出版单位，应具备的条件之一，有符合国务院出版行政主管部门认定的主办单位及其主管机关。如果把这种意义上的劳动者作为我国宪法劳动权的主体，首先就会把非由劳动法所调整，而是由公务员法、律师法、法官法等所调整的例如公务员、律师、法官、医师等合法职业或者工作排斥在宪法权利保护之外。
在广电系统国有资本控股的前提下，民营资本经批准可以参与广播电视传输网络公司的建设投资和业务开发。[11] 通过对新中国成立以来宪法变迁的分析可以看到，我国宪法意义上的劳动概念具有以下特点：其一，由于受意识形态的影响，长期以来我国宪法中的劳动主要包括体力劳动和从属性劳动，甚至认为只有活劳动、直接生产劳动才是本质意义上的劳动，[12]因此农民种地、工人做工是典型的、没有人可以质疑的劳动活动，而诸如投资理财、经营管理、学术研究和艺术创作，以及立法、执法、司法、国防等政治和行政活动，则不属于劳动的范畴。《共同纲领》奠定的制度基础包括各项新民主主义的国家制度和社会制度，它们在实际生活中得到了很好的尊重和有效地运行。
在八二宪法的体制的下，有必要在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之下设立专门的宪法监督工作机构。刘少奇认为这里的公民包括过去的所谓人民和国民在内，地主阶级分子也是公民，不过是剥夺了政治权利的公民。[25] 七五宪法虽然在宪法结构、内容与原则上部分地继承了五四宪法，但基本观念和内容体系上恰恰背离了五四宪法的精神，成为反映左的错误的、存在严重问题的一部宪法。刘少奇认为写法上好象自己不住的不包括在内。
五四制定之时，中国的社会性质是新民主主义社会。但农村人民公社已经成为高度政社合一的组织，完全取代了乡镇政权，宪法法律之外的组织规则反倒取得了正式地位。
可以说，前三十年的社会治理中，除短暂的几年外，法律治理，特别是宪法治理没有成为社会治理的基本形式，宪法缺位的社会结构与文化形态阻碍着中国社会治理，不能有效解决国家、社会与公民之间出现的紧张关系，使54宪法失去了应有的调整功能，执政党游历于宪法之外。学者在反思五四宪法时往往指出，五四宪法未得到有效实施的主要原因在于宪法文本对于保障和监督宪法实施的机制缺少有效规定，比如没有规定专门监督宪法实施的机构和程序。特别是从1957年下半年反右斗争扩大化开始后，这一根本的政治制度逐渐脱离了宪法程序。 三、五四宪法历史命运的反思 五四宪法真正实施了只有三年多时间。
社会生活也极度僵化，国家强大的吸纳能力，使得公民和社会都只能依附国家存在。公民认识宪法的最为重要的途径便是通过宪法文本。人民公社是在高级农业生产社的基础上联合起来组成的劳动群众集体所有制的经济组织，实践中取消了农民的自留地，压缩社员家庭副业，使之逐渐成为农民须臾不可脱离的组织结构。因此，《共同纲领》起到了建国纲领、临时宪法的作用，但它本身不是宪法，不能代替宪法长期存在。
实际上，五四宪法的主要目标就是保证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实施。而国家建构的完成在五四宪法的制定过程中得到集中体现，在理论上就是制宪权的首次行使。
人民作为主权的代表，自己决定了宪法的样貌，也是人民自己决定宪法的生效。人们不仅不再像早年那样激烈批评基本法，反而开始赞美说基本法是德国拥有过的宪法中最好的一部。
八二宪法规定，监督宪法实施是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的重要职权，但这一职权三十多年来行使得并不到位。现代国家是通过以宪法为统领的法律秩序建构起来的共同体。（二）54宪法的基本风格与宪法关系的确立 1954宪法奠定了中国宪法典兼容并蓄与面向实践的基本风格。比如，2002年到2012年十年间，宪法意识的变迁过程，整体上是以宪法文本为核心的，在某些方面体现了宪法意识逐步从偏离宪法文本到回归宪法文本的过程。当过渡被宣告提前实现，宪法又因其核心目标的实现而被视为具文。五四宪法对维护宪法尊严、保障和监督宪法实施重视不够，没有规定行之有效的宪法实施制度。
从历史的角度看，这是一部承前启后、具有基石意义的宪法。八二宪法延续了五四宪法的文本特征与内在精神，一些重要的原则在新宪法中得到恢复，并根据国家生活的变化获得新的内涵。
（二）通过宪法凝聚社会共识 当前，国家正处于全面深化改革的历史时期。[15] 许崇德：《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史》（上卷），福建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174页。
五四宪法兼容并蓄的基本风格主要体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第一，五四宪法的制定过程中参与主体具有多元性。比如，国家主席的当选年龄是在比较实行总统制国家宪法规定的基础上确定的。
可以说，宪法文本是民众宪法意识的重要来源，民众的宪法知识，无论其获取的途径如何，都直接或间接源于我国宪法文本。宪法这种既保护资本所有权和个体劳动者的私有权，又对个体劳动者所有制和资本家所有制逐步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政策，正是过渡时期中国社会经济发展中客观存在的矛盾，也造成了宪法条款之间的矛盾。[19] 《澳大利亚卫报赞扬我国的宪法草案》，载《新华社新闻稿》1954年第1502期。对60年前制定的宪法我们也应有正确的历史评价，不能采取主观主义的评价。
由于片面强调宪法的阶级性、工具性，并且片面地把宪法当作阶级统治的工具，忽视了宪法在发展社会主义民主、促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的作用，宪法所确立和保护的价值没有被当作社会的根本价值。在向西方制度文明学习的过程中，宪法、立宪等与制宪权相关的概念相继出现。
[37]这些辩证的分析和郑重的宣示，都蕴含着执政党和领导人、党员干部守宪、护宪、行宪的责任。五四宪法还为这一时期的法制建设提供了统一的宪法依据。
同时，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的通过也是具有世界意义的一件大事。制宪权的实践虽没有形成为完整的国家建构功能，但通过不同的形式融入到国家政治生活。
[38] 同时，党体系自身也没有得到科学合理的发展。[28] 蔡定剑：《历史与变革——新中国法制建设的里程》，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48页。[4] [法]西耶斯：《论特权·第三等级是什么？》，冯棠译，商务印书馆1990年版，第56页。[26] 彭真：《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改草案的报告》（1982年11月26日），在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上。
这部宪法在基本价值趋向方面背离了五四宪法的基本精神，在社会主义性质的内在要求与其具体内容之间存在根本性的矛盾。这时，国家治理对于法律秩序的统一性便提出了要求，即国家治理所依据的法律规范本身必须在不同的等级结构之间达致内部的和谐与统一。
不论古代的也好，现代的也好，正确的就信，不正确的就不信，不仅不信而且还要批评。早在革命根据地时期，毛泽东就提出了人民代表大会的雏形工农兵代表会的设想。
一切共产党员都要密切联系群众，同各民主党派、同党外的广大群众团结在一起，为宪法的实施而积极努力。历史进程中存在过的制度，始终包含着历史的痕迹与局限性。
